难忘的回忆──民盟在广西大学的活动
王兆南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深深感到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它与党并肩战斗，为哺育和培养爱国青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4年，广西大学学生撤出桂林，随学校迁到贵州榕江上课。我们离开一度是国内文化中心、民主气息浓厚的桂林，来到重峦环抱的山城，感到使人沉闷的倒不是黔南谷地的气候，而是那种钳制舆论的政治阴霾，因为榕江那时受到杨森的严密控制。在生活困难、日寇紧紧追逼的动荡局势下，一些同学轻信了蒋经国“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到贵阳投奔青年军去了。难道这就是中国青年的出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那时候，国民党的报纸在胡言乱语，共产党的报纸开始时很难进入山城。但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民主周刊》闯入了这个被隔绝的世界，并且被公开张贴在学生宿舍的大门墙边。在这里，陆续到来的《民主周刊》与其他一些进步的报刊，形成了当时的民主墙。从这一小块民主墙，广大同学听到了祖国母亲的呻吟。母亲在受难，母亲在挣扎。民主唤起了同学们的良知，启示我们应负起时代使命，使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光明的所在。
我们忘不了
石兆棠
教授的哲学课，他的课启发我们深入识别唯心论和唯物论，去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他在壁报上发表《大时代之梦》的文章，他的住家被反动派搜查，这都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就是在那酝酿着学生民主运动的时候，民主同盟机关刊物的传播，盟员的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战斗，都与党对我们的号召和教育互相印证，互相呼应，交织在一起。
1945年
5月
25日
，广西大学全体学生举行国事讨论会，提出要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及随后的庆祝抗战胜利的火炬游行；还有在融县举行悼念死难同志的追悼会等活动，充分显示民盟作为共产党亲密战友所付出的共同劳动及其光辉成果。
广西大学从贵州迁到柳州时，内战硝烟弥漫，民盟的刊物来自香港、重庆、昆明，和党的刊物一样，反对专制、反对黑暗、反对内战，鼓舞我们奋勇前进。
广西大学迁回桂林，是在1946年秋。在这山水如画却又遭浩劫的城市，民盟的同志在艰苦工作。当年年底，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广西大学学生民盟组织秘密成立了。它集中了学生中最有威信的领导骨干。民盟组织的建立，结束了几年来广西大学学生运动自发组织、缺乏上级直接领导的局面，运动更为深入，并且超出了广西大学的范围。这个时期，民盟组织秘密地发展了许多学运中的积极分子入盟。1947年4月，我由谢之雄同志介绍加入民盟，与李永泓、黄克强编为一个小组。这样的小组那时为数不少。我们组织学习中共的文件，传播民盟的刊物，讨论政治形势，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
6月
2日
，广西大学学生联络桂林一些学校如艺专、逸仙中学、护士学校等举行了1000多人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很多骨干分子都是盟员。游行后，我由谢之雄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我与谢之雄同志在香港会见民盟广西省支部的周康仁（周匡人）同志，他指出要积蓄力量，隐蔽活动，努力开展民盟的工作。我们在香港参加了一个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集会，以后又拜见了民盟广西省支部的负责人宋云彬同志。
回桂林后，我按照桂林市工委陈光同志意见，接受了杨滔熙、潘国贵同志入盟，联系了李永泓同志，以后又发展他入党。
1947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无理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但是广西大学的盟员仍在积极工作。
1948年初，梁成业同志进入广西大学找我，传达了民盟省支部和周康仁同志指示，了解广西大学的学生民主运动情况。他带来民盟广西省支部对去年被捕广西大学师生的关怀，并交给我一些港币作为方亢同志出狱后去香港的旅费。
1948年暑假，我到香港向周康仁同志汇报工作并请他安排马曜元等同志去广东游击区。这时我与叶生发同志见面，我们三个人在九龙半岛酒店咖啡厅讨论了广西民盟的工作。
1948年下半年形势变化很快，潘国贵同志向校外发展工作，联系了一些与桂林当局上层统治人物有关系的盟员，其中有当时桂林科学馆馆长梁广源同志等，这一工作非常重要，我们掌握了伪省府、伪参议会、伪绥靖公署的一些动态。对国民党反动派梁学基、韦贽唐、尤宗乾等的一些活动也有了解，这对开展党的工作非常有利。陈光同志生前对这点评价很高。以后盟员在搜集伪党政机关、团体企业，以及反动人物的资料，为迎接解放军入城都做了不少工作。
1949年初，我见到陈枫同志，提到了民盟的活动，陈枫同志很重视，说他认识叶生发同志，并说要很好支持民盟的工作。不久，叶生发同志秘密来到桂林，我到他的住处找他，我们研究盟务工作后，他提出要转移一些同志去游击区，事后我即向陈光同志汇报，这些同志很快便转入游击区工作。
解放以后，我没有再参加民盟的活动，但50多年前的斗争经历成了我毕生难忘的回忆。我深深感到民盟光辉战斗历程，与我们党的斗争是共存的，不可分割的。在庆祝民盟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衷心向民盟表达我诚挚的敬意，感谢那些指引、教导我的老一辈盟员，并深切怀念那些已离开我们的战友。
往事堪回首
王兆南
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但化学馆和我们那些助教朋友们的印象仍深刻存在我心中。
1947年夏末，我在西大已读了4年书，修满学分，但因为我是在1944年从电机系转入化工系，说是毕业文凭要迟发一年。这时，我己参加共产党，在7月8日西大师生遭受逮捕之后，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都撤离西大了。实际在校的党员只有我一人。为继续在西大进行革命活动，组织上要我设法留校，我便以要等文凭的名义，到郑建宣院长家，要求他在西大给我一份工作。郑院长是我历来敬爱的师长。他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一贯同情学运，富有正义感，他听了我的要求后，毫不犹豫地即时举起笔，批了一张让我当化学馆助理员的条子，第二天我便去上班了。我虽不是学运的头面人物，但我从榕江时代开始，便秘密读党的文件，出版壁报，参加“5·25”大会等。我的活动和政治倾向郑院长是知道的。在那白色恐怖、风声鹤唳、刀光剑影的危险时刻，郑院长能大胆地使用我，是帮了中共桂林工委的一个大忙。此事我永远不忘，永远感谢我敬爱的师长。
馆助理员的时候，化学馆的各种事务全由我一人料理，我掌握着该馆的全部钥匙。化学馆坐落在将军桥校本部最南端，靠近山旁，地处偏僻，又在我宿舍对面，是一处能供地下活动的好地点。我、杨滔熙、李永泓、李祖立、谭春柳、郭可展等同志的入党宣誓都是在这里举行的。我多次在化学馆内油印党的秘密文件，从《秘工条例》到《解放军入城布告》等。化学馆内堆放着许多化学品和包装各异的化学仪器和器皿，我还利用化学馆这一有利条件，将一些秘密资料用油纸包扎后藏在里面，特务不容易发现。
1948年底，中共桂林市工委陈光同志从桂北游击区回来，告诉我严冬将到，桂北游击队生活困难，要西大党支部设法筹备棉衣等。我便秘密发动党员、爱青会员和可靠的进步教职工进行募捐，筹集了一大批棉衣裤和钱款，集中在化学馆内。在一个晚上，由黎明光同志（地下党员）秘密运至桂林市中山南路南站附近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转送给桂北游击队。
我那时的工作环境和人缘环境有有利的一面，但是，从来是没有绝对安全的。桂系的特务经常到住在我隔壁一位讲师家里，他们经常走出后门到校外山旁密谈。他们也注意着我的活动，使我不得不提防他们。
我当助理员时，经常利用到桂林市购仪器的机会与陈光同志接头，当助教后，便不方便以此为籍口，而这时，西大的地下党员增多，学运亦趋剧烈。我需要与陈光同志接头的次数增加，通常每周三两次，而潘国贵同志则要去省科学馆与后来是地下民盟盟员的科学馆馆长联系。这样，我们和芦荫生同志商定，在桂林市办一个考大学的补习班，请化学系主任誉
文德
教授当主任。誉
文德
教授很关心下属，有正义感，他曾对我提起他年青时参加抗日先锋队，南下宣传的事情。那时物价飞涨，我们以办班增加收入为理由，他欣然同意。这样我们三人便在桂林市桂西路一座楼下，办了一个升大学的补习班，有三、四十个学生，荫生教化学，国贵教物理。通过办班掩护我们的革命活动。
由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为改善生活待遇，我与郭可展同志联合全校助教提出加薪要求，后经教育部批复，西大助教最低底薪提高了10元。取得这个胜利后，陈光同志指示要巩固扩大战果。我们便组织成立了西大助教会。助教会成立时，在校内贴出公告声明与学生自治会站在一起。助教是一个下联学生、上联教授的中间阶层，助教会的成立，对学生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支持，扩大了校内的爱国统一战线。之后，由于形势的需要，经陈光同志同意，安排我专门做上中层工作，在西大图书馆当职员的李祖立同志串联数理系讲师唐肇华同志成立讲师会，唐肇华同志任讲师会负责人。助教会、讲师会成立后，参加了一些维持校务的有益活动，对以
后成立的
教授会等也起了促进作用。
在这前后，国民党由于战场失利，加紧对后方的控制，许多进步活动被禁止，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收听新华社广播是讯息的主要来源。在学生宿舍听小收音机，听不太清楚，学校当局训导处生活组的的黄荣汉不但白天，深夜里也到学生宿舍“检查”，监视进步同学的活动，还威胁取消他们的助学金。这时，秦世柱同志等便在电工馆以指导实验为名，安装了一台大功率的收音机。我们数人便经常到那里收听新华社和解放区胜利消息的广播，然后抄录下来，供“壁联新闻”出版壁报或在学校中秘密传阅。
1949年，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华北大部解放，国民党作垂死挣扎，西大校内三青团秘密活动加剧，那时出面的是一些所谓从北方大学来的“寄读生”，他们很是嚣张，公开贴出什么“匪区见闻”，编造他们在解放区的“遭遇”。另外有一部分在榕江时参加青年军的学生，亦返校复学，成立了“青年军联谊会”，由于他们中也有有爱国心的学生，所以偏向中立，但不热心学运。这时，桂系特务利用桂西路原西大校友会的会址，经常集合一些反动学生，发给津贴，在那里分头报写共产党嫌疑名单。有的特务学生，甚至带枪进入李永泓的宿舍进行搜查。这时，一部分党员已分别转到游击区，黄季权同志则被调到桂林工委机关去整理资料。10月份，从战场上败退下来的桂系军队进驻西大，有的大兵竟闯到化工馆来。这时，西大留在校内的党员坚守学治会等公开阵地，扩大宣传，反击反动派的谣言。同时加强团结校内教援、职工等各种力量，包括西大以外的学校，加强搜集资料和进行护校工作。我存在化学馆内的资料，包括我那时到桂林电厂找甘健宏同志（电机系毕业）要的资料都已送去桂林工委机关，还有一部份资料，是校内反动派名单，他们的主要劣迹和一些相片，则装入洋罐头盒藏到后山的山洞里。
10月初，我去桂林工委机关参加陈枫同志传达城工委柳州会议精神。会后返回校本部第三天，黄绍亮同志便进校告诉我陈光同志不幸被捕的消息，要我们采取紧急措施。我当天深夜到李祖立同志宿舍，通知他这一消息，并布置我所联系的几条线，数日后与庄荣瑞同志撤到与黄绍亮同志约定的良丰校分部，住在一个同乡的学生宿舍里。那时交通断绝，半个月后不见黄绍亮同志进来，我便与庄荣瑞同志返回将军桥校本部。第二天近黄昏，秦世柱同志告诉我们，在我们走后第二天，便有几个宪兵乘吉普车到我们宿舍附近，问他庄荣瑞和我在哪里，要逮捕我们，秦世柱将他们骗走了。这时天色已暗，又见吉普车向我们住处开来，情况紧急，我们即当夜撤回良丰，一清早便往六塘找宋光诩同志。就这样，我离开了那培养我、教育我的母校，离开了我的助教朋友。
现在回忆这段往事，感慨甚多。星移斗转，已过了半世纪多了。我那亲爱的母校，也是我确定人生目标、开始性命相搏时的地方，现在已是焕然一新，气象万千。我所敬爱的郑建宣院长、
赵佩莹
教授、誉
文德
教授均已仙逝。李祖立、庄荣瑞、宋光诩、黎明光、黄季权等战友也已作古。可怜的徐维标同志，因出身原因在文革中惨受折磨，触电自杀身亡。李义同志也不知在何方。秦世柱同志在洛阳电厂，天各一方，最近和我通话长达几十分钟仍依依不舍。严祟禧同志在沈阳，甘健宏同志仍在桂林电厂，与我常有信往来。潘国贵在院校调整后去了江西，久无音讯。马毓义同志在武汉，八十年代我去拜访他
和他
夫人时，他是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拥有国家级科技成果两项，他家里还存着他结婚时我当陪郎的相片（我那时穿的那套西装是李义同志借给我的）。现在同住在我附近的只有谢之雄、郭可展、谭春柳和芦荫生等同志。大家都是八旬左右的老人，但常互相问候，情谊随岁月俱增。至于陈光同志，他的纪念碑屹立在桂林的七星岩，也永远屹立在我的心中。
正是：往事堪回首，丹心存汗青，逝者音容在，生者皆白头，相约伏柄志，犹织河山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