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孙仲逸生于清末年间。其父曾参加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被清政府追杀后逃亡到东北投靠冯玉祥部队，得到冯将军的赏识，在其部下担任团长，后其部被蒋介石收编后调到南京。祖父也便随之前往南京读书，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后直升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一九三五年夏考取安徽公费留学德国，进柏林大学遗传研究所，随所长卡伯特（H.Kappent）教授学习遗传学。后转学到哈蕾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农学系，在系主任隆梅尔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几种小麦杂交的蛋白质含量，面筋品质及阴雨发芽迟缓性的遗传与变异”的研究。于一九三九年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一年应著名学者马君武先生的邀请来到广西大学农学院，讲授作物育种的一些专题，如《抗病育种》、《品质育种》、《突变育种》等课程。任农学院教授、农学系主任、院长，直到全国解放。一九五二年国家实行院系调整，广西大学农学院被通知独立建制成立为“广西农学院”。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签署正式委任状，委任他为广西农学院院长，他感到莫大的荣幸。此后的农学院规模逐渐扩大。为了使农学院更具有独立大学的规模和要求，他和同事们一起制定了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教研组，引进教师。他的工作也越来越多，除了授课、科研外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祖父既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又是一位良师益友。我与他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我们之间都是平等地交流，在他的身边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象一部百科全书，不管天文地理，或是历史知识，包括他的专业遗传学，只要有不懂的地方问到他，准能给我一个圆滿的回答。记得在我们家的院子里他经常教我种向日葵、玉米等，到这些植物开花抽穗时他告诉我如何给这些作物受粉，怎样保证受粉后果实的纯度，这样接出来的果实才是好的果实等等。所以我很喜欢在他的身边问这问那。
我在他身边生活近三十年，已经习惯遇有不懂的事回家就问他。过去他每次上街都喜欢到外文书店看看，除了买一些专业书外，还喜欢选一些原版的德文小故事书，看后翻译成中文再讲给我听。他说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来他自己可以提高德文水平，二来我也可以听到一些国外的小故事。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因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他经常跟我在一起讲故事。他心胸开阔，从来没有因在外面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而沮丧，一直坚信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文革”中一些过激行为决不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只是某些人的所为，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党会将蔽日浮云一扫而尽，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好起来的。他生活俭朴，衣食住行从来不苛求，因公远行亦不讲求舒适照顾。记得在一九八二年十月他去西北参加中国草原学会代表大会回来，因有事急赶回学校，搭乘西安至上海快车，因卧铺客满，他就改乘硬座，通宵未眠，也不以为苦。这种情况不是八旬老人所敢想象的。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爱国学生，清查抓捕学生党员。祖父在担任院长期间冒着危险处处保护这些学生。一九四七年七月，反动派深夜到广西大学逮捕爱国师生，其中农学院被捕三人。第二天清晨，祖父还没吃早餐就有人来报告。他立刻带领几位老师到桂林伪政府要求放人。在校师生积极捐钱捐物营救被捕学生，不久又成立营救被捕师生委员会，到处奔走营救。一九四八年四月，我祖父又与教务长何杰、理工学院院长郑建宣、法商学院院长张映南一道前往广西绥靖公署具保被捕学生，驱车到狱中亲自接被捕学生，并顶住伪政府要求开除这些学生的压力，留下这些学生继续读书。后来这些学生在农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其中陈铭玉同志还担任过广西农学院的副院长职务。在桂林解放前夕，我祖父还组织护校委员会并担任领导，昼夜保卫学校，迎接解放军与桂林军事管制委员会前来接管。
平时，祖父在家的时间都很少，每天忘我的工作着。记得在一九五0年春节后，我的叔叔突患脑膜炎，病情突变，而祖父还要到校总部开会。当时家在离桂林市区较远的地方，到桂林市医院很远，交通很不方便。等祖父开会回来带去看病，已在下午5点多钟，因时间延误，不治去世。祖父晚年时，有一次体检，医生告知我们，他的胸骨有陈旧性断痕。大家都不知道这断痕从何而来。后来问了祖父才知道，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农林部在桂林良丰设立牛种改良繁殖场，祖父担任场长，每天往返于校总部与繁殖场之间。有一天，天色已晚，看不清道路，摔下一条深沟。回家后，祖父没吭声，自己简单上了点药，用布包扎，第二天照常上班。胸骨断痕原来是这样来的。还有一次，祖父在上第一节课时，突然疝气病发作，可他还是坚持上课，左手按住疼痛部位，右手写黑板，课间休息十分钟后又接着上第二节课。下课后才把病情告知助教，后来这位助教告诉我们说：“孙先生的这种工作态度真是令人钦佩不已。”
祖父回国后的几十年工作中，虽然大部分时间投入在行政工作上，但还在有限时间里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在柳州沙塘时期从引进的牧草中鉴定出夏季一年生链荚豆，生长迅速，早期封行，完全消灭杂草。秋后落叶，复地约一厘米厚。作为有机肥，翻进土壤，可以改良低产田。因其状似蓼兰，于是我祖父给它命名为蓼兰豆。
在良丰牛种繁殖场期间大量引种牧草，如黑麦草、燕麦草等冬季良好牧草的栽培，开辟了广西养牛业喂食牧草的先例。一九五八年还选育和改良了适应广西栽培的小麦品种“骊英四号”，一九六四年起在柳江忻城县推广种植，五年连续丰产、稳产。可惜遇到“文化大革命”，材料全部散失。他身为农业专家，对农业生产颇为关注，特别是对广西的农业，五十年代初就主张改进广西的耕作制度，几次和农学院的老师到桂北农村开展耕作制度调查，指出用冬种绿肥来提高土壤性质的重要性。他对广西农业发展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改进耕作制度，二是农、林、牧三结合，三是发展各地传统副业。为此，他特地在一九八二年夏邀约农、林、牧专家到桂西河池地区举行咨询座谈会，收效很好。他主张南方广阔草地草山应采用天然草地经营方式去利用，因其投资少而管理方便。他还建议，利用山区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种植高产作物马铃薯，以增产粮食。他热忱于农业科普工作，经常用一些简单易懂的语言把科学的种植方法及管理方法告诉农民朋友，还编写了《农业科学普及中的下里巴人》的通俗读物，妙趣横生地解释了许多农业生产方法及科研的实际问题。他勤于治学，诲人不倦。八十多岁高龄还坚持翻译德国早期著名的遗传学家编写的原著《育种的科学理论基础》一书。对于青年教师他也热情帮助，不管多忙也要抽出时间帮助翻译外国专业性文献，修改研究生论文。
文革后，祖父常说：“党中央、国务院励精图治，日益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科技工作者受到莫大宠信，应当鞠躬尽力，不负期望。”所以他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党和国家也给予他许多的信任及荣誉。他先后担任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草原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广西作物学会理事长，广西农学会副理事长、荣誉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广西科协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二、五届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常委和第九、十届中央咨监常委，农工党广西区委第四、五届主委及第六届名誉主委等职。(孙国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