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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做理论研究 还要做实际的践行者——访广西大学商学院教授吕玲丽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09-11-06 09:37:13  阅读:

——访广西大学商学院教授吕玲丽

陈琴 黄晓燕

下乡的路是艰苦的,众人的眼光是苛刻的,然而吕玲丽教授一直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秉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我不能光坐在书斋里作理论研究,还要作实际的践行者”、“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爱心奉献给这个专业”、“坚持做自己的,不管别人怎么评论!”、“坚持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拥有自己的价值观是最重要的!”

“小生产面对着大市场”

笔者:农业市场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难点和重点。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使农业面向市场,实现市场化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如何让农业融入市场化的潮流当中呢?

吕玲丽:现在中国农业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农国家,我们的农民是分散的小农户,市场经济后我们的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不仅是国内的还有国际的。加入WTO后农产品关税降到最低,国际农产品的涌入,特别是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关税为零,对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挑战性和竞争性要求越来越强。而我们农民的生产是各家各户分散的,正所谓“小生产面对着大市场”,解决农民如何进入市场是关键问题。如果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以单家独户的形式进入市场,那么这样的产品是没有竞争力的。我们政府和科研机构以及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一直在研究“怎么样使农民进入到市场里并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农民也要发展自己的组织和力量”

笔者:我国人均收入增幅连续下降、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已成为农业和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焦点,作为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大国,农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状况直接关系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度增长,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对此,您认为如何解决增收问题?

吕玲丽:对于农民增收问题,仅仅靠农业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土地限制,科技水平暂时的进步有限,即使有,农民资金,怕风险心理也会阻碍,而且一般的大众农产品标准化上不去,价格也就上不去。再加上土地面积数量上不去,价格同样上不去,这是农民增收的难点。增加土地不可能,那就要减少农民,许多专家认为把农民转移到其它产业,但是怎么转,大家争论大。现在城市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农民的吸纳能力有限等等原因使转移速度减慢。现在看来,农民的转移还是有点困难的。至于产品的质量如何提高?单靠农民单家独户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推广标准化的过程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农民也要发展自己的组织和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其实在农村农民可以自己从事农产品的加工,营销,也就是指专业化分工。只是现在我们农村没有专门的人来做这些,就如工业的分工一样,有人跑市场,有人负责包装设计一样。假如说真的有人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我们面对的是单家独户的事情,要做起来难度相当大。所以对于农民来说,在市场营销,引进技术这些方面农民可以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而前面说的标准化问题,技术问题,市场问题,在这样的组织下可以很好的解决。所以说通过农民自己的组织,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农民单家独户的小农问题。

发掘带领农民致富的带头人

笔者: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村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加工、营销以及科技服务,劳务输出等方面的致富能手。他们在致富自身的同时,对周边农民发挥着显著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已经或正在成为目前农村最有潜力的创业资源,最具活力的市场开拓主体,最具牵引力的农村致富带头人。对于“发展农村‘能人’经济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您怎么看?

吕玲丽:这里所说的“能人”是指有胆识,有胆量,有先见之明的农户。我们应该考虑,即使他一家富裕,他还是小农户,这样还是不行的。所以这里的“能人”就是我们经常要发觉的能够带领农民致富的带头人。然而现在我们的农村比较缺乏这样的能人,假如说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能人,而我们的政府利用得好,或者说我们的外界组织帮忙得好,农户也愿意跟他干,这样我们农民的就能组织起来,那么我们的农业就可以解决规模和市场上的问题进而发展起来。所以说在农民的组织里发掘这样的能人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必须了解到,这样的能人是要具备许多素质的,胆识,远见性,最重要的是为大家服务的精神,也就是奉献精神。也只有这样的能人才能把一方人带富裕起来。至于说让大学生充当这种能人是很好,但是现代大学生毕业回乡的,自己创办农业的,这样的案例还是比较少的。广西大学的几个毕业的大学生曾经到宜州创办了一个相关农业的公司。他们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这样的实践对当地的农民收入影响有多大,还有待考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做的肯定比一般的农民要好。

农业国际化的关键是产品标准化

笔者:农业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的过程。从长远看,农业国际化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带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的战略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国际市场准入问题,而是全方位地与国际惯例接轨问题;绝不是单纯地出口创汇,而是整体地推动农业和农村向现代化迈进的系统工程。您认为怎样使广西的农业国际化?

吕玲丽:我们的农业不是国际化的农业,而是小农的农业。农业走向国际化最根本标准是进出口贸易,而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是非常小的。从05年的数据来看,一年下来广西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加起来总共才十亿左右,这是非常小的一个量,而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是五百六到五百八十多亿。自从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农业国际化是个必然的趋势。而走国际化道路就需要有国际化的组织带领农民,小农是很难自己走到国际化里面的。在走国际化的道路中,如果我们一直保持小农生产那么我们很难占据优势。其中,走国际化的关键是产品标准化,达到标准化的标准,然后由专门的农业企业和农业组织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广西在这个方面的培育还是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大的农业组织和农业企业的带领。

发挥我们互补性产品的优势

笔者:2007920日上午,越南——中国广西农业合作与投资洽谈会在南宁举行。由越南农村发展部农业展销中心组成的企业考察团和广西农业部门及相关企业代表参加了洽谈会。在会上,越南和广西的代表介绍了本地农业概况、合作和投资潜力,希望双方在农业技术、粮食、农副产品品种、农资产品等有较强互补性的方面加强合作。对于互补性合作,您认为应该如何实现?

吕玲丽:在我们经济学里面讲到,互补性合作就是产品的互补。广西跟越南相比,有竞争性产品也有互补性产品。竞争性产品主要就是一些热带的、亚热带的产品,包括香蕉、蔬菜和水产品等。互补性产品就有桂北这边的柑橘,包括葡萄的生产他们那边都是很少的。跟他们做贸易,要做强做大,就要发挥我们互补性产品的优势。竞争性的产品也不是说就不能跟他们作贸易,越南跟广西毕竟还不是完全在一个纬度上。即使是竞争性的产品还有时间差,所以我们可以打时间差。但是这些都要在提高我们农产品的品质,以及不断的引进新技术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比如说我们错开季节种、搞温室大棚等等。

让积极农民参与 才能建设好农村

笔者:我们了解到,之前您已经作过很多相关农业的课题研究,也发表了数十篇相关论文。那么对于当前广西农业应采取何种方式来发展,请您结合您近期所做的相关课题研究说说您的观点。

吕玲丽:作为一个农经的老师,我一直在作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践行者。从03年开始我就在农村找试点,寻找农村发展的途径。广西马山贫困县的一个贫困村是我的第一个试点,它是由香港社区伙伴资助的,课题研究的是退耕还林以后,农民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我们的切入点是山区,主要是03年是我国实行退耕还林的第二年,在这过程中农民碰到了许多问题,所以我们进到村子里与他们探讨农村怎么样发展。进村后我们赠给了他们一笔社区管理基金,成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社区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在管委会的带领下村子很快开始了发展。首先,扩大了养猪的规模,学习了养鱼、种蘑菇的技术等等。随后我们带他们出去参观和学习,在村级发展基金委员会的带领下,他们开始作村级排水工程和道路修建,总共修了4条排水沟和3条较宽的村级道路。在这里面感触最深的是,我们运用了国际的PIR方式来帮助农民,这是一种参与式的农村工作方法。这个方法强调的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村该做什么,怎么做包括为什么来做都是农民自己商讨和决策的。我们当时是一个项目组下去的,我是组长,我们只是在协助农民,发动农民。这个项目经过一年半的筹划,从我们发动农民到他们自己管理和决策他们要做什么,村里面的道路发展成为完全水泥化的硬路,由一个贫困村发展成为南宁市的一个生态文明村,其中的关键是农民组织起来了,能力得到了提高。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自己设计村级的发展规划,会给县里面打村里面的项目申请书的报告。而且,该村现在已经成为自治区文明村的一个示范点。单靠政府资助资金和物质就能够脱贫的方式,我们叫做“输血”的扶贫方式,但这是不能彻底改变农村的面貌的。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改变贫困村的面貌不是靠我们外来的力量。所以我们采用了让农民参与进来的方式,给农民赋权,也就是把决策权、使用权、经营权和发言权等交给农民,让他们自己组织,所以他们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这样农村也才能比较快的建设。如果我们光喊很多口号而农民没有参与,我们也不能代替他们去做。这就是我们所作的第一个试点。

之后,我们在广西百色市田林县的一个村实施了一个养牛项目,这个项目则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同样采用了农民参与式的方法来发动和组织农民。由于该村处在半山腰,资源条件很恶劣,没有饮水,没有水田,所以难度相对较大些。首先,我们跟农民商讨发展什么,农民一致提出要养牛,所以我们也尊重了农民的愿望,因为决策权要交给农民。接下来他们成立了村级养牛协会,该协会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首先是带领全村做一些技术培训的组织,还有就是带领全村种草养牛,这是改变他们养牛观念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在以前,他们都是采用野外放牛的方式。现在,由养牛协会带动示范户率先进行了牛的品种的改良,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村级养牛协会的理事们的见识、胆识还有他们的兴趣毕竟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村级的养牛协会在发展过程遇到了许多问题。于是,我们决定在镇里成立镇级养牛协会,那么村级养牛协会就是他们的一个集体会员,由镇级带动村级发展,镇级养牛协会在信息、技术和人员方面都可以支持村级养牛协会。但是镇级和村级养牛协会成立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他们目前只是做一些技术培训、牛防病和品种改良的工作。而养牛是一个长周期的工作,因此协会的成绩可能要在一两年后才能看到。目前他们正在合作,例如:在技术引进和品种改良、种草、技术培训、疾病防治和资金资助方面,相对而言,农户养牛技术得到提高,信息量也得到增加。现在,我们还派有专门人员协助协会的成长。

希望有更多有爱心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 为农村做点事

笔者:下乡的路是艰苦的,众人的眼光是苛刻的,然而您一直坚定地走了下来。您能跟大家分享这段“辛苦并快乐着”的旅程中,最让您铭记的感受吗?

吕玲丽:我感觉到,03-07年这5年的时间里,我带着理论下乡再从实践中总结理论。我认识到,就当前小农生产面对大市场的局势,我们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现阶段,我们组织农民的形式主要有:政府型、外界力量或者说是科研机构推动、还有一种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不管是哪种方式,都代表着我国日后农业发展的形式。总而言之,总的趋势就是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这些年国家农业部包括国家的一些项目都是以支持组织为主,为一些单位来申报。如果广西不加快农民组织的建立,农民组织的培育,农民组织能力的提高等工作的建设,那么同全国其它地方相比就会落后。所以我非常有紧迫感,我们要更多更快地把农民组织起来,使他们的合作组织壮大,使他们的能力得到提高。但是在做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我只是一名老师,虽然有足够的理论,但在经历上还是非常有限的。在过去实践的五年中,我“五一”和“十一”的长假基本上都是泡在农村当中,下乡去看试点,与农民讨论。我希望有更多有爱心的人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愿意为农村做点事,那么我们的担子就会轻一点,毕竟看到同行会感觉高兴些。但是这些年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比较困惑。可是,当农民把自己当作一家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安慰,而这也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在与农民交流过程中,有时也会发现他们有惰性,这时我们会一度的失望。其实,做农村工作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要有耐心。我们在做田林这个试点的时候几乎有半年时间没有看到一点成效,都有点灰心了,但是看到他们的养牛协会又做出了他们的村级发展规划等等,我们觉得他们还是在进步的。跟农民工作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度,要发现他们可以合作可以鼓励的闪光点,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五年的历程既有心酸也有欣慰,我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上面,可是农民毕竟组织起来或正朝这个方向发展。对此,我仍然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进来。现今,值得欣慰的是总的形势还是在进步的,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了这方面的建设并积极地加入进来。最近一两年,很多大学生也都表示愿意到农村工作,志愿到农村帮助协会发展。

 

专家简介:

吕玲丽,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为广西大学商学院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教授。民盟盟员,民盟广西区委委员、民盟广西大学基层委员会副主委兼营第二总支主委。自治区统一战线专家百人团成员。

主要从事农村发展、农业项目评估与咨询、国内与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研究,主编论文集一册,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级、自治区级和国际合作课题11项,其中,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项,自治区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1项,国际合作项目3项。目前正在主持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论文获得自治区级三等奖2项,厅级奖励7项。

    1985-1989年,毕业于新疆石河子农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9-1992年,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农学硕士学位;1992-1997年,在广西农业大学农学经济系任教,担任系副主任职务;1997-2006年,在广西大学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系任教,任系主任职务;2001-2006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获西方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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