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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广西大学民盟与中共‘风雨同舟’光荣历史(1)

文章来源:-民盟广西区委   作者: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1-05-25 15:50:16  阅读:

陈此生生平简介

  陈此生(19001981),广西贵县人。1920年肆业于复旦大学,后留学日本。曾与廖芯光在东京合译《苏联经济地理》。先后在中山大学、广西师专、香港达德学院任教。193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夏经李任仁推荐任广西师专教务主任。任职期间,聘请了一批进步专家学者任教。在他倡议和支持下,学生在壁报上宣传抗日主张,讨论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前途。师生出版了由陈望道、邓初民、杨潮等参加,夏征农主编的《月牙》校刊(旬刊)。上演进步话剧。当时广西师专成为广西民主进步的基地。师专并入广西大学后,曾任广西大学教务处主任。

  1942年,陈此生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时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编辑室秘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备委员、常务理事兼总务部副部长。1945年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成立,任总支部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在贺县临江中学开设的民主讲座中,主讲“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撰写进步文章。1949年,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4月至19552月,任广西省文教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曾任全国人大常委、政务院文教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西政协副主席、广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光明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81年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的自传

陈此生

  我于1900年庚子二月生在广东佛山镇。祖与父都是中医。父亲40岁以后,收入颇丰,但他既不开商店,又不买田地,只爱玩古董书画。身后剩下来的是一大堆假古董。我在私塾念了几年书后,因为父亲不愿供给,14岁便出外投考公费的学校。在黄埔学校5年余。将要毕业,因闹风潮而被革除,所以我一生连一纸小学文凭也没有取得。

  1920年流浪到上海,在一家私立的学校教国文,藉以糊口。

  1924年至1927年,正是国内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而我还是平平常常地在学校当教员。既不敢参加共产党,又不想参加国民党。“四·一二”蒋介石叛变的时候,我正在桂林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裴邦焘及许多青年男女被屠杀。国民党反动派这种野兽般的行为,给我很深刻的“教育”,使我从此坚决地不向他们谋名谋利,坚决地不“助纣为虐”。但对于革命之道仍然毫无认识,没有参加革命的勇气。

  19275月返抵广州。从1928年,由陈汝棠介绍,先后在高明县合水乡小学、中大附属中学、东莞县石龙镇私立中学当教职员。在后两个学校时,都因为爱说怪话,同“上司”意见不合而被排斥。

  1928年,在广州结识了 君慧和金奎光,并从奎光学习日语。君慧劝我多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看了些日本出版的《社会主义讲座》之类,不辨真假马克思主义,对托洛斯基也发生过景仰。

  我最喜欢看鲁迅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杂文。他对形形色色的官僚绅士和高等华人,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讽刺,往往使我边看边笑,看了又看,百看不厌。我的床头经常放着几册鲁迅作品,临睡之前,必翻开来看,看到眼疼就睡觉。鲁迅给我影响很深,几乎以其所是为是,以其所非为非。

  1931年,李任仁做了广西教育厅长,约我回桂林工作,并嘱我物色思想进步的人。当时,李、白标榜反蒋,李任仁是国民党左派、 白的 老师,满以为广西大有可为。于是邀请曾在中大附中共事的,也是景仰鲁迅的张海涛到南宁,我做秘书,他做编辑科长。又介绍海涛到官办的《民国日报》做副刊编辑,在那里鼓吹“普罗文学”。王公度、韦永成对此表示不满,我于是愤然请假赴上海去了。

  1932年至1933年,在上海过着亭子间的生活。应该感谢李任仁,他继续把我的月薪寄到上海,使我得以专心读了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然,由于没有革命的实践,理解很少。

  这期间, 君慧介绍我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性的团体。潘梓年和丁玲被捕后,常来的人都不见面了。我就转赴广州,住在陈汝棠家里。

  19341月,我 和盛此 君、陈汝棠到了日本东京,仍在看些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我们住在目白驿。先结识了一个每天推板车上街卖菜的高田正。之后由他介绍一个名叫山田惠子的帮助我们学习日语,同时料理家务。经过一段时间,彼此相当了解之后,隔十天八天,就有几个青年来和山田谈话,大概是开小组会吧。他们有时也和我们谈谈,教我们日语。8月间,山田不知在什么地方被捕了,供认是在我们这里做工的,特务便来搜查她的行李,倒没有搜出什么。但发现我们的书刊大都是谈社会主义的,尤其触目的是一套马《克思一恩格斯全集》。因此引起了特务们的怀疑,追问女工是怎样来的。

  我害怕被追踪下去,但一时又想不出好办法,就佯言是某天在《朝日新闻》登广告征求的。第二天,特务们又来了,凶恶地斥责我说谎,并言山田已供认是一个上街卖菜的人介绍的。他们没有追问卖菜人的名字,可能高田正也已被捕。特务们把我们屋里的一切东西认真搜查,忽然看见一张“帅云风”的名片,立刻找帅来查问。帅证明,我们不是共产党,特务们敷衍几句就走了。但要我们如果离开东京到别的地方时,须通知附近的警察派出所。以后一两天就有警察来和我们攀谈,实则是窥探有什么活动。

我们是到了东京才认识帅云风的。从广州动身前,何彤把他介绍给陈汝棠,说帅留日多年,语言流利,情况熟悉,可做向导。我到东京后,只和他来往过几次,并不知道其底细。这事件发生后,才明白他原来是和日本特务勾结的。

  10月底,离日回广州,仍住陈汝棠家。不久,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要我去做教务主任,并物色几个好教授。我和何思敬、邓初民等商量,他们认为利用李、白和蒋介石的矛盾,向青年们灌输一些新思想,还是有益的。

  1935年,陈望道、马哲民、邓初民、熊得山、夏征农、施复亮等先后到了师专学校。他们讲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社会科学,大受青年们欢迎。不久,就发生斯派和托派的斗争。教师方面以陈望道和熊得山为领导,在课堂上公开批评托派分子施云的讲义。学生方面,地下党员陶保垣等领导一群进步青年,秘密组织“反法西斯同盟”,和王公度布置的特务学生杨坚、李志诚等对抗。学生都不去听施云的课,他就无可奈何地滚蛋了。但这件事必然会有人向李、白告密的。其后师专学校之被解散,陶保垣、崔真吾等之被捕枪毙,这次事件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19364月间,李任仁使人通知我:现正酝酿粤、桂、湘三省联盟,成立抗日反蒋政府,要我到南宁一行。我到南宁不久,作为救国会的代表何思敬、 君慧、杨东尊等先后来了,十九路军的头目李济深、蔡廷锴也来了。分配给我的工作是起草文件。

  以前,我和李宗仁并不认识,白崇禧也只是1931年在李任仁处曾见一面。此时为了工作关系,由李任仁介绍我参加他们用以反蒋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这同志会的纲领抄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一部分,对于“三大政策”则只字不提,实质上“革命”的气味微薄得很。但我当时满脑子的幻想,竟糊里糊涂地同意了。

  后来我才弄清楚,这同志会的人完全是同床异梦。其中的李任仁、陈劭先等幻想靠它来反抗蒋介石;潘宜之、邱昌渭则利用它来升官发财;王公度是从中搞小圈子,企图掌握大权;李、白呢,藉此来使军政干部对他们效忠。193710月间,王公度事件发生,李、白就把这组织解散了。

  所谓“六一运动”揭开后,何键临津退缩,陈济棠不过数日便被余汉谋推翻,李、白孤立彷徨了一段时期,终以力量微弱而不得不向蒋介石妥协。李济深和蔡廷锴为了此事大不高兴,愤慨离开南宁。

  所谓“六一运动”,完全依靠地方军阀如刘湘、龙云、阎锡山等的互相勾结,对于革命力量根本就不敢接近。而这些军阀,又皆是看风使舵的角色,其转瞬消灭是当然的。在广西搞出一个比较进步的局面的幻想,至此完全破灭了。

  师范专科学校被解散后,师生职工全部并入广西大学,我和陈望道等就跟着进广西大学任职。还不满两个月,为了施复亮对学生批评广西政治之不行,李宗仁大不高兴。又因为这批“左派”教授都是我引来的,对我也大不满。我于是辞职,和施复亮同赴广州。

  我转赴香港,同李章达、何思敬、陈汝棠、陈希周等组织“抗日救国会华南区总支部”。具体联系群众的工作,都是由连贯、饶彰风、 君慧诸同志负责。

  193711月,救国会的同志要我返桂林从事团结抗战的工作。1938年初,曾到武汉、潢川、六安等地,想找点工作。但李宗仁对我很冷淡,其身边的谋士,争权夺利,视我为异类。3月间就回抵武汉,往来于沈衡老、李济深诸公之间。5月间,李任仁邀我一道返桂林。

  武汉撤退后,胡愈之、范长江、杨东尊、夏衍、张铁生、 君辰、张志让等许多文化工作者都聚在桂林。所办的事业有《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国民公论》、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等。我这时的主要任务是把这批文化工作者介绍给李任仁、陈劭先,通过李、陈,和桂系头目搞好关系。

  当时李克农任八路军驻桂办事处主任,实际上领导着在桂的进步事业。到了皖南事变发生,八路军驻桂办事处被迫撤消,李克农临走的前夕,来我住处,嘱咐我尽力帮助左翼人士撤退。又把一大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书籍赠给我。

  19412月间,桂林的情况已恶劣到顶,《救亡日报》和《国民公论》被迫停刊,国际新闻社也岌岌可危,张铁生、范长江、 君辰、夏衍、杨东莼纷纷赴香港,李一氓从皖南逃至桂林,无处容身,由李章达亲自护送到韶关,转往香港。我把邹韬奋等送走后,也赴香港去了。

  此时在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由廖承志领导。经过彼此商量,认为救国会的同志应该就各人的历史、社会关系分工;李章达和我,因为与何香凝、李济深、柳亚子等比较熟悉,应该从事团结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所以,李和我以后帮助搞“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由于日军侵占了香港,19422月,我和范长江等潜渡澳门。经过许多曲折,4月间返抵桂林。八九月间,得到重庆朋友的通知,救国会已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和梁漱溟、金仲华等共同组织民盟的西南支部。这时期,经常和李章达、何香凝、李济深、柳亚子、陈翰笙、李任仁、陈劭先等举行时事座谈会,酝酿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

  1944年日军入侵桂林,我和何香凝、陈劭先等迁于贺县的八步。在那里继续酝酿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

  1945年日本投降后,把拟就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会章和纲领携至梧州访李济深。随赴广州找李章达和蔡廷锴,把何香凝、李济深等签了名的会章和纲领交给他们,请他们负责筹备成立。

  11月间,我和张铁生、狄超白等赴香港,会见了从东江游击区出来的连贯、饶彰风等,着手筹备《华商报》的复刊。同时,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

  1946年元旦,《华商报》出版,我在那里当社论委员。3月间,组织派李章达、张铁生和我赴广州工作。也在此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成立会。5月间,《华商报》广州办事处、兄弟图书公司,以及民主促进会所办的刊物和印刷所,都被匪帮特务捣毁。情势日趋险恶,组织又把章达、铁生和我调返香港。蔡廷锴也把民主促进会的中央理事会移至香港了。

1947年初,中国民主同盟在上海召开第三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李章达和我同去参加。在会上,发生了沈衡老和罗隆基的争论,因为罗于翌日要会见一个美国人,沈老主张事先共同商量一下谈的内容,罗竟傲慢地说:“这是我的职权,你不能干涉。”

  会后,由廖梦醒引我们到马斯南路中共驻沪办事处访问董必老。章达和我曾数次访问李济深,敦促他早日南下领导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离沪的前夕,董必老到我们的旅店,叫我们尽可能地团结各党各派的同志,为革命事业奋斗。

  同年7月,李济深到香港,发表了一篇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宣言,并开始筹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

  1948年元旦,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19491月,和李章达、陈其拨、陈劭先等离香港北上,在烟台登陆。第一次踏上了真正是人民统治的祖国河山。

抗日民主斗士陈此生

庾新顺 梁宝渭

  陈此生,广西贵港人,曾就读于广州黄埔海军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常委、组织部长、教育厅厅长李任仁邀请陈此生出任教育厅主任秘书。不久兼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教导主任。他坚持倡导民主思想,宣传马列主义,实行科学教育方针,使师专成为抗日救亡的革命据点。

  淞沪会战爆发后,陈此生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时期的生活与战斗,使他既锤炼了革命意志又丰富了斗争经验,同时也与中国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大批共产党员和知名作家、戏剧家、诗人、教授交上了朋友。“一二·九运动”将全国和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1936年,陈此生参加了负责指导广西、广东、福建等省救国运动的救国会华南区总部,并成为理事会成员之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陈此生奉“南总”之命,返桂林从事团结抗战的工作。19383月,陈此生来到武汉。自上海“八·一二抗战”后,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已转移到武汉。沈均儒、邹韬奋等领导全国救国会在汉口公开进行抗日活动。5月,陈此生重返桂林。

  陈此生在西南大后方桂林,继续坚持团结抗日的革命立场,与李任仁、陈劭先等桂系民主派积极配合国民党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共同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努力推动国民党桂系当局联共抗日,千方百计支持来桂林的爱国文化人的抗日救亡活动。从而为桂林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城”,促进整个国统战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发挥了重要的特殊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又主要是通过领导和主持广西建设研究会以及应运而生的广西文化供应社这两个机构来发挥的。

  广西建设研究会是在 19371010成立的。李宗仁、白崇禧任研究会正副会长,但却把实权交给了桂系民主派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不久,李济深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并被聘为该会名誉会长。

  193810月,广州、武汉失守。由于广西当局坚持抗日的政治主张和桂林特殊的地理环境,各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纷纷云集于桂林。对此陈此生和李任仁、陈劭先等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聘请胡愈之、田汉、夏衍、阳翰笙、杨东莼等进入广西建设研究会,分别担任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研究部的研究员,胡愈之和千家驹还分别担任文化部和经济部的副部长。加上会内原有的抗日爱国进步人士,研究会竟成为有300多人的组织。研究会不仅成为桂系民主派活动的场所,而且成为全国文化人在桂林进行抗战进步文化事业的重要基地。

  几十个进步文化团体有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出现,报刊、杂志、书店和出版社激增猛涨。为了达到安定进步文化人生活和发展进步文化的目的,中共和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决定通过救国会出面,以广西建设研究会为据点,采取集资的形式在桂林创办了一个兼编著出版发行在内的固定机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并推陈此生、胡愈之为筹备人。由于有桂系当局在财政方面的支持,文化供应社很快就开业了。从193910月建社到1942年改组的3年间,社长仍然由陈劭先担任,陈此生任文化供应社的秘书,负责组织文化供应社的工作,全面负责社务。文化供应社一是编辑出版大量集进步、高质、可读为一体的书刊。二是印刷发行大量的进步书刊。为全国的抗日救亡宣传作出了极大贡献,许多青年就是读了他们的书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陈此生除把主要精力放在主持文化供应社的工作外,还积极参加桂林的许多社会活动。如参与发起和领导广西宪政促进运动。1939年冬,国民参政会在全国人民的要求下,通过了一项准备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的决议。为促使国民党实践它的诺言,李任仁和陈此生等人利用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员的身份,以广西建设研究会为活动场所,在5月成立了广西各界宪政促进会。该会为推动全国宪政运动的开展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的陈此生与夏衍、欧阳予倩、田汉等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抗战文艺宣传活动,如举办各种时事报告会、座谈会、纪念会、音乐会、戏剧演出等等。

  19411月,“皖南事变”发生,桂系逐步转向反共。在这严峻的时刻,陈此生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继续和李济深、李任仁等机智巧妙地帮助一批批文化界朋友和共产党人撤离桂林。

  19447月,由于国民党军在日本侵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节节溃败,桂林危在旦夕。陈此生转赴昭平、贺县一带。年底,日本侵略军继续向桂东进逼,陈此生与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等人由昭平转移到贺县八步。在李济深的领导下,加快了筹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步伐。经过反复磋商,他们定组织名称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陈此生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草案。陈此生还和梁漱溟负责在桂东南一带积极从事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和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的工作。他们以临江中学为基地,发展了包括千家驹、欧阳予倩、莫乃群、覃展、张铁生等人在内的一大批民盟成员,壮大了民主同盟在西南的力量。为了加强领导和开展活动,不久,陈此生和梁漱溟又在临江中学成立了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明确了该总支部的工作范围为两广、两湖、云贵、福建等南方各地和海外东南亚各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此生是全国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46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成立,陈此生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参加了成立大会,当选为中央常务理事。 194811,陈此生作为筹备、发起人之一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9921,陈此生在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101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陈此生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西省文教厅厅长,广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光明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宣传部长、副主席等职。 1981817,在北京逝世。

陈此生与民盟

孟庆鹏

  1941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旋即占领了香港、九龙。在港九寓居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左翼文化名人,又面临被日本法西斯搜捕和杀害的极大危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即电告中共南方局,指示在港的廖承志、潘梓年详尽部署,分四路撤退在港人士。1942年春,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陈此生和范长江、梁漱溟、蔡楚生、夏衍等人,从香港秘密乘船,经长洲到澳门,再由澳门经台山、江门到西江,途中经历许多曲折,终于在4月初到达了桂林。

  此时的国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仍然此起彼伏。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推行“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反动政策,坚决排斥共产党人和异己分子。在中共地下党人的推动和帮助下,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李济深、柳亚子、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和梁漱溟等时常聚会,共同商讨抗日救国之路。他们认识到,要打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仅靠国民党外的政治力量是不够的,还要联合一切不满现状的国民党人,恢复 孙中山 先生的三大政策,组成强大的抗日力量,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

  在这期间,抗日救国会经过一系列的合法斗争,揭露了假抗日、真反共的国社党、青年党的反动面目,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陈此生、梁漱溟、金仲华,共同担负了组织同盟西南支部的工作。在组织同盟支部的同时,陈此生还开始为组织国民党内民主派的联合而奔走。

  19445月以后,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军事,导致正面战场连续的败退,日军长驱直下,8月,衡阳陷落,9月,日军逼近黄沙河,桂林告急,当局紧急疏散。李济深决定回家乡苍梧,与共产党人一道坚持抗日;李任仁赴百色;陈此生、梁漱溟原决定随同李济深去苍梧开展抗日自卫的事业,但他们行至距梧州约四五十里的地方,就遇到一批从梧州坐船逃难的人群,说敌伪军已侵入梧州市,不能再向东走了。于是,陈此生和梁漱溟就转向昭平,转而由昭平退至贺县的八步镇。不久,李济深旧部李民欣、李朗如亦到。后来,何香凝、陈劭先也转到八步镇住下。

  此时,退至黄姚的欧阳予倩、千家驹、莫乃群、徐寅生等一批文化人已恢复了《广西日报》昭平版,且每日加急送至八步。两地文化人把桂东南地区的抗日气氛搞得非常活跃,联系和发动了一批爱国进步青年。例如昭平县的县长韦瑞霖就是在这批文化人的影响下最终走上了抗日反蒋、反内战的民主行列的,后来他还加入了民革。这时期的“抗日民主政团同盟”,已通过它的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5年春,民盟中央指示陈此生、梁漱溟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以推动两广、闽、浙、赣诸省的工作。此后不久,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会议在八步召开,陈此生、梁漱溟、欧阳予倩、千家驹、狄超白等被选为委员,梁漱溟为负责人。

  在八步,陈此生与何香凝接待了中共广东解放区李嘉人同志的专程来访。李嘉人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的战况,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的发展壮大和在那里的朋友们的近况,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这些消息,给在桂东南居住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以极大的鼓舞。不久,他们在八步迎来了日寇战败投降的消息。陈此生等人则根据李济深、何香凝的意见加紧了建立进步组织的步伐。何香凝、陈劭先、陈此生、李民欣、李朗如磋商了具体的计划,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革史上简称“民促”),并议定了政治纲领:

  一、恢复 孙中山 先生的革命精神,实现其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二、尽快结束“训政”的局面,实现民主宪政;

  三、容许一切反抗日寇侵略的党派合法存在,共商国家大计;

  四、各党派之间意见不同发生争执,应以政治商谈方式解决,反对诉诸武力;

  五、举行包括各党派及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协商会议;

  ……

  根据以上几条纲领,陈此生起草了《民促章程》草案,但是基调较为平和,为的是不过于锋芒毕露,可以更多、更广泛地吸收如桂系人物或其他地方实力派加入进来,扩大民主队伍。

  194510月下旬,陈此生专程赴梧州拜见李济深,将由何香凝署名的《民促章程》草案交给他。李济深完全同意章程的内容并签署上自己的名字。11月,陈此生马不停蹄直赴广州,把李济深、何香凝共同署名的《民促章程》和李济深的一封亲笔信,面交蔡廷锴、李章达。蔡、李随即在广州联系了一批原19路军将士和民主人士,为“民促”的诞生投入了紧张的工作。19463月,在蔡廷锴主持下,“民促”在广州秘密召开了成立大会。李济深被推为主席,实际工作由蔡廷锴代理,蒋光鼐、李民欣、李朗如、李章达和陈此生为常务理事。陈此生负责《华商报》驻广州办事处的工作。

  蒋介石一面假和谈,一面挑起内战。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和民主派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和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始大肆镇压和迫害进步人士,终于在重庆较场口发生了打击爱国民主运动的暴力事件。在广州,国民党特务纠集流氓恶棍,捣毁了和封闭了《华商报》广州办事处、“民促”所办的刊物和印刷所。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迫害,陈此生、蔡廷锴和民促中央机关迁往香港,在香港继续从事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春,中国民主同盟在上海召开第三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陈此生和李章达出席。会后,廖梦醒引他们到中共驻沪办事处拜会了董必武,听取他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之前,陈此生和李章达曾来上海“数次拜访李济深”,敦促他早日离沪赴港,领导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陈此生离沪前夕,董必武曾亲赴他下榻的旅馆慰问,并委托他们尽可能多地团结各党各派的同志,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

  “相逢异地不为愁,暂托侨踪得自由。一角海天凭啸处,难忘依旧是同仇。”在中国共产党的关切和安排下,一批进步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云集香港。上面这首诗,就是著名社会活动家、进步民主人士 沈钧儒 先生为陈此生、 盛此 君伉俪所藏一幅何香凝画菊图上的题句。这首诗,正表达了在港人士反独裁、反内战,同仇敌忾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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